这段时间,“武汉大学图书馆”事件,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。
事情发生在2023年,女生杨某发文说在图书馆自习时被男生肖某性骚扰,武汉大学随后对肖某作出记过处分。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平息——肖母随后公布就诊记录,解释孩子是因湿疹复发而抓痒,最终双方对簿公堂。
2025年最新判决显示,法院未认定肖某存在针对性骚扰行为,驳回杨某指控。至此,这场持续两年的风波终于有了司法定论:所谓“性骚扰”实属诬告。
但迟来的正义难抚伤痕——肖某被网暴至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,两次自杀未遂,祖父因刺激心梗离世。肖某及其家庭已遭受难以挽回的伤害,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。
为何这场本该在辅导员层面化解的同学纠纷,最终演变成全民热议的公共事件?发酵过程令无数人,尤其令自闭症家庭忧心不已。
无心之失本不可怕,怕的是无心之失碰上别有用心之人。许多自闭症谱系障碍青少年,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男孩,在公共场所,也会表现出被常人视为“不当”或“不雅”的行为。这些无意识举动与恶意骚扰存在本质区别,但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刻意解读,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。
1.
不怕无心之举
就怕别有用心之人
先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经过。
2023 年 7 月 11 日,武汉大学女生杨某在图书馆自习时,看到对面男生肖某持续隔着裤子摩擦下体,认为其是在对自己性骚扰,遂拍下数段视频。然后用这些视频威胁肖某,要求其写下《道歉信》。后来,杨某拿着视频和道歉信向学校举报,中间经历好几个来回,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搜索。
转折发生在10月,杨某以“在武大 图书馆遭遇性骚扰”为题,写下小作文发布到网上,很快便登上热搜。武大一看不得了,于是很快公开通报对肖某记过处分。但是,从头至尾未说明具体违纪行为。
2024 年 2 月,肖母替儿子发声,称儿子因天热湿疹复发隔着衣服搔痒,并公布病史、购药证据。2024 年 6 月,杨某将肖某起诉至法院。
2025 年 7 月 25 日,法院一审宣判,认定肖某在图书馆内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,其动作存在 “抓痒的高度可能”,驳回杨某全部诉讼请求。
这个案例,让不少自闭症孩子家庭胆战心惊。
因为湿疹,肖某隔着裤子抓了下体,这个动作在公共场所看起来确实不雅,但并未对他人造成任何伤害。然而被杨某拍下并解读后,事情就失去了控制……
类似的动作,有些自闭症孩子也有,尤其是青春期男孩,感觉不舒服时,会完全忽略是否在公共场所,直接上手抓上一把。
除此以外,自闭症孩子还会有摇晃身体、拍手等重复性动作,或触摸特定材质等感官刺激寻求行为。如果在公共场所,遇上“杨同学”,被误解或恶意解读,那该怎么办?
另外,这起事件中,值得深思的是,男生肖某虽然并没有做过女生所谓的“性骚扰”,但在威胁和诱导下,依然写下了道歉信。本就有社交沟通障碍的自闭症人士在此类情境中更为脆弱,他们可能因不理解社会规则而被迫认错,更可能因语言表达不畅被断章取义。
2.
舆论至上?No!
校方为平息舆情仓促处分更是让人发怵,究竟从何时起,小作文反而比监控录像和医学证据来得更有利?又是从何时起,公众开始丧失就事论事的能力?
2023年10月,杨某将事件发到网络,短短几小时,“武大男生图书馆性骚扰”的标签引爆热搜。网友未等证据核实,便对肖某发起人肉搜索:他的照片被P成遗像,家庭住址被曝光,祖父因不堪网暴刺激心梗离世。
校方在舆情压力下,48小时内仓促对肖某记过处分。这场“舆论审判”中,程序正义让位于情绪宣泄,真相成了第一个牺牲品。
当然,舆论是一把双刃剑。在后续的发展中,让蒙冤者的声音在绝境中找到出口的,也是网络。
2024年2月,肖母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儿子的湿疹病史、购药记录和医院证明,舆情开始分化。部分网友追问:“如果挠痒能被定性为性骚扰,多少无心之举会被曲解?”
肖母与医护人员聊天记录
2025年7月,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杨某指控,明确肖某动作系“抓痒的高度可能”。讽刺的是,司法虽还了清白,但肖某的人生已支离破碎。
类似的误解与伤害,自闭症家庭感同身受。
2025年4月,东方航空以“影响其他旅客”为由拒载两名22岁自闭症青年,讽刺的是,机组却未接触这两位青年便直接判定其“可能扰乱客舱”。()
最终,两人被迫转乘其他航班并签署免责协议。事件曝光后,民航局回应称“特殊群体乘机权利应受保障”,但航空公司仍可自行决定拒载——这种模糊标准,与武大事件中校方“为舆情降温”的逻辑如出一辙。
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定义是一组以社交沟通障碍、兴趣或行为模式狭窄 / 重复为核心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。但只因为他们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行为,比如摇晃身体,拍手,不断跳起等动作,就可能被贴上“危险分子”的标签。
网络放大了冲突,也提供了纠错的可能,但代价过于惨痛。武大事件中,肖母的医学证据尚需两年才被采信;而自闭症人士的医学诊断,却可能在第一时间被“公共秩序”的名义无视。
当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习惯用“舆情维稳”代替事实核查,当公众以“性别对立”“道德批判”取代就事论事,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肖某——或那个被拒载的自闭症青年。
3.
保护无辜者的无心之举
关乎每个人的利益
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一个更普遍的社会困境——在公共场所中,当一个人的行为偏离“常规”,等待他的可能是误解、指责,甚至毁灭性的灾难。而自闭症孩子,恰恰是这种困境中最脆弱的群体之一。
对自闭症孩子来说,走出家门,融入社会又是非常重要的目标。那么作为自闭症孩子的家长,我们该怎么做?
首先,我们必须清楚,自闭症孩子在公共场所的挑战,往往来自内外两重压力:
一是自身存在的,容易让人发生误解的行为。比如在公共场所触摸隐私部位;突然靠近他人等可能被曲解为“蓄意冒犯”的行为。
二是外界可能发生的“有罪推断”。在人人可以举起手机拍摄的时代,一个动作被截取片段后,可能就完全偏离了原本的意思。
改变这一困境,需要双向努力——既需要帮助孩子适应规则,也需要促进公众摘下有色眼镜。
作为自闭症孩子的家长,我们有必要从小就开始帮助孩子规范行为,及时纠正可能产生误解的行为。
比如:通过角色扮演练习“安静手”“深呼吸”等减少感官刺激引发的动作;为孩子准备便携卡片,写明“我有自闭症,摇晃身体是为了让自己平静,谢谢理解”,避免即时冲突。
最关键的是要有法律兜底意识,保留医学诊断证明,必要时可像肖母一样用证据反击污名化。
同时,作为相关工作者,我们有必要不断持续地普及神经多样性的观点,让社会建立从“排斥异类”到“接纳不同”。
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的悲剧,不止在于一场误会,更在于武汉大学应对误会的方式——用妥协息事宁人。如果连一所顶尖高校都无法保护自家学生的“无心之举”,普通自闭症家庭又该如何相信公共场所的公平?
进步,不是舆论的胜利,而是制度能否澄清真相。文明,不是人人因为一些“无心之举”就感到危机,而是给需要留出喘息的空间。
谨记,因为今天的肖某,可能是明天的任何人——包括我们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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